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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視角探究課外補習不良現象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8-10-26

              摘要

                Abstract: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also named shadow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ceive some tutoring or training about school subjects or arts, which is really common at present.Based 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phenomenon and finds that the society highlighting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function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of promoting social flowing and families'pursuit for cultural capitals boost this phenomenon.However, the blind development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may intensify contradiction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and parents, teachers, and even cause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ity.Therefore,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acts.On the one hand,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lead people to hold right conception of educ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implement policies to control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by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extra-curricular tutoring;social effects;sociology;

                近幾年, 課外補習 (education supplementary tutoring) 在我國迅速蔓延, 從大城市到小縣城, 各類輔導機構林立, 招生廣告單紛飛, 這已經成為不少中小學校門外的一道獨特景觀。放學后參加補習教育不再是少數家庭給孩子提供的奢侈品, 而已成為大部分孩子的必需品;課外補習的盛行也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現象, 而已成為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社會熱點現象。斯蒂文森和貝克將課外補習界定為“發生在正規學校教育之外, 旨在提高學生學業表現的一系列教育活動”[1]。補習教育有兩種主要形式———非正式組織的家教 (private tutoring) 和機構化的校外培訓 (cultivate/training) 。[2]在補習教育的內容界定上不同學者存在分歧, 主要在于是否包括音樂、美術、體育等專項培訓。現今高考招生中, 不少地區對藝術特長生實行加分政策, 不少高校低分招收各類特長生, 可見, 藝術、體育等專項培訓也屬于課外補習教育的范疇。因此, 課外補習是指基礎教育階段學生在學校教育之外, 參加的有關文化課或藝術方面的輔導或培訓, 主要形式包括參加各類補習班和聘請家教。

                在國外的許多文獻中, 課外補習更多用“影子教育” (shadow education) 一詞來指代, 因為補習內容與學校課程內容類似, 如同主流學校教育投射的一個影子, 這一概念在2007年才被引入中國。[3]然而, 有學者指出, “影子教育”已經難以準確概括近年來補習教育的特征和性質, 它已經走出主流學校教育的“陰影”, 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正式行業”、一種重要的教育方式, 甚至成為一種流行的文化。[2]一個明顯的事實是, 雖然我國政府在義務教育公平問題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教育改革, 但由于課外補習教育所同時具有的社會再生產功能, 使得政府在針對學校教育中的公平政策的成效被削弱, 對實現義務教育公平目標構成了嚴重挑戰。[4]

                課外補習對教育和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 吸引了各個學科的關注與研究, 本文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和透視這一現象, 主要回答以下問題:我國當下課外補習教育的發展態勢如何?課外補習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有哪些?這一現象導致了怎樣的社會影響?又該從哪些方面解決可能出現的相關問題?

                一、我國課外補習的現狀及趨勢

                補習教育在全世界都相當普遍,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各種形式和相當規模的課外補習教育。我國的課外補習教育出現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 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漸興盛。盡管我國目前還缺乏課外補習的官方數據, 但是綜合已有的主要研究文獻可以管窺我國課外補習教育的整體規模, 詳見表1。

              表1 我國部分地區課外補習規模
              表1 我國部分地區課外補習規模

                由表1可以看出, 我國大多數中小學生, 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都曾參加過課外補習。2011年,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對北京、廣州、南京、哈爾濱、石家莊、西安、成都、銀川8個城市4 000多名中小學生家長的問卷調查表明, 76%的家庭年均支付子女課外補習費3 820元, 其中最高的達到年均8萬元。[5]由新東方優能中學聯合多家教育研究機構、調查機構及媒體共同發布的《2014中國基礎教育白皮書》調查數據顯示, 目前國內的課外輔導市場規模高達6 502億元, 占到家庭經濟總收入的30%, 補習教育花費已經成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6]這些參與課外補習的學生比例以及補習教育的家庭支出都是宏觀角度上的描述, 為了更清晰地了解我國課外補習規模, 還需從微觀層面, 即課外補習的強度來考察。學生參加補習教育的強度通常用兩個指標來衡量, 一是參加補習的科目數, 二是參加補習的時間。有研究顯示, “城鎮普通初中學生平均參加1.7個課外輔導班或興趣班;城鎮學生每周用于教育補習的時間, 小學學生約為9個半小時, 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學生均約為10個半小時。”[7]可見, 高年級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的強度高于低年級學生。

                課外補習教育在不同社會群體間存在差異性, 主要表現為城鄉差異和階層差異。對甘肅、湖南、江蘇三省789名初中生的調查顯示, 城市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比例高于農村學生, 在省城的城市學生參與課外補習最多。[8]對上海市中小學生的調查發現, 不同階層家庭子女課外補習的費用、內容和動機均存在差異。優勢地位階層家庭和中低層家庭相比, 補習教育的花費更多, 但占家庭總開支的比重不大;中間階層和基礎階層家庭子女在小學參加的課外補習主要是針對文化知識類的補習, 而優勢地位階層家庭子女以參加鋼琴、書法、繪畫、航模及各種興趣班, 提升綜合素質為主;基礎階層家庭子女補習主要是為了補差, 而優勢地位階層子女則更著眼于培養興趣和學科能力。[9]此外, 各類實證調查也揭示了課外補習受家庭經濟收入、家長文化程度、就讀教育階段等因素的影響, 此處不再贅述。

                馬克·貝磊 (Mark Bray) 是國際上系統研究課外補習的學者之一, 他認為補習教育依賴于主流學校教育, 就像影子離不開實物一樣, 因主流教育的存在而存在, 其規模和形態也因主流教育的變化而變化。[10]在全球化背景下, 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和文化較量, 使校內校外以及不同階層間的競爭加劇, 也促使了補習教育的擴張。一方面, 隨著經濟發展, 家庭收入增加, 家庭會在子女教育上支出更多;另一方面, 家庭對補習教育的需求又會刺激更多盈利性輔導和補習機構的增加, 使得課外補習擁有更大的市場。加之我國學校教育系統中的“升學”選拔和競爭仍將長期存在, “為了應對升學的壓力和競爭, 在學校教育之外選擇影子教育的補救措施無疑也是不少家長的共同行為。”[11]此外,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 補習教育可能還會演變出更多的形式。可以預見, 我國課外補習教育仍然會繼續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因此, 有必要對補習教育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及其社會效應進行深入分析。

                二、課外補習現象的成因

                從社會學視角看, 課外補習教育之所以能在當下社會中迅速發展與目前的社會環境因素、補習教育的社會功能以及家庭因素等密切相關。

                (一) 社會環境因素的驅動:學歷社會和人力資本

                學歷社會的大環境是課外補習現象產生的重要社會因素之一。“學歷社會”是指“根據學歷決定一個人一生當中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的社會”[12]1, 而“文憑”則是現代社會的學歷形態。[13]《科學發展觀百科辭典》指出, 學歷社會具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教育的目的旨在獲得高地位的職業”;二是“文憑是社會最重要的通行證, 它是人們提高社會地位、求職和晉升的手段”;三是“考試是選拔和獲得文憑的主要手段”;四是“成績或分數在教育中占據主要地位”[14]192。據此可以推斷, 一個人要想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 就必須具有一定的學歷;想獲得一定的學歷, 就必須具有好的學習成績和考試分數, 分數和成績在獲得學歷的過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可以看作是學歷社會中個人社會地位獲得的一般邏輯。而學歷之所以能在社會中發揮如此作用, 可以用人力資本理論來解釋。人力資本主要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學歷具有個人人力資本存量的標識功能和個人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功能。一方面, 學歷所具有的個人人力資本存量標識功能, 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上被視為是一種篩選裝置, 可以幫助雇主把符合自己要求的雇員從眾多求職者中識別出來, 有助于社會通過無形的手對人力資源進行區分并合理配置。另一方面, 人力資本本身被定義為已經投資于教育的人所從事工作的市場價值, 其主要特點之一, 就是它能夠為其持有者帶來持久的收入, 提供現實的收益。[13]學歷對于個人的社會意義可見一斑。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 高等教育文憑不斷貶值, 就業市場也相應地提高了學歷準入門檻, 學歷越高越能得到好的職業、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 擁有高學歷的人更容易在勞動力市場中搶占先機。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 家長更加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課外補習教育正是迎合了家長追求高質量教育以幫助子女提高學業成績、拓展個人才能的需求應運而生。根據“有效維持不平等”理論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 , [15]在義務教育普及之后, 由于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平衡, 教育競爭的核心是質量問題。而課外補習教育的發展, 使得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業競爭從校內延伸到校外, 從學校教育擴展到補習教育。因此, 傳統儒家文化塑造了“學而優則仕”、重視學習的民族意識, 現代理論卻賦予了學歷新的生命力, 學歷社會的現實環境驅動著課外補習教育的產生和發展。

                (二) 補習教育社會功能的刺激: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 社會階層化傾向日益明顯, 社會分層已成為一個不爭的客觀事實。“社會分層是指依據一定的具有社會意義的屬性, 一個社會的成員被區分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級、層次的過程和現象。”[16]206這是對社會地位結構靜態的描述。從動態角度來看, 個人社會地位層級可能出現上升或下降, 即社會流動。影響社會分層和流動的因素有很多, 教育是其中之一。“在現代社會, 教育在取得職業成就的過程中已變得極為重要, 因此, 在分析產生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原因時, 教育占據了中心地位。”[17]35簡言之, 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實現社會流動, 提高社會地位。課外補習作為一種“影子教育”, 對學校教育具有補充和完善作用, 還能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興趣特長, 因此同樣具有促進社會分層與流動的功能。

                “教育是人從社會底層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電梯, 學校通過考試來進行選拔, 從而決定人的社會地位。”[18]206學校教育通過考試對學生進行篩選分流, 考試成績就成為家長和學生關注的焦點。當前, 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存在區域間、城鄉間以及校際間的不均衡, 家長為了爭奪優質教育資源, 提高學生在校學業成績, 于是把目光放在了課外補習上。然而, 現實情況是, 市場上的課外補習機構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參差不齊的教育水平, 這表明即使同樣參加補習教育, 學生的學習效果也是不同的。正是這種補習教育結果的差異性成為了學校和社會篩選學生的又一重要因素。通過課外補習提高學業水平或獲得特殊才能的學生更容易進入重點學校享受優質教育資源, 也為他們進入上層社會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沒有參加課外補習或補習效果不好的學生則會在學校考試以及各類選拔中處于弱勢地位, 更加不容易進入大學或者重點大學, 較低的受教育程度或含金量較低的文憑又成為其尋求好職業過程中的阻礙, 不利于他們通過職業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一定意義上說, 正是因為家長認識到了課外補習在學校教育促進個體實現社會分層與流動功能中的補充和強化作用, 以及長久以來秉持的“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 促使其在引導子女參加課外補習教育時趨之若鶩。

                (三) 家庭的需要與訴求:文化資本的積累和轉換

                文化資本是指世代相傳的文化背景、知識、性情傾向與技能, 它是以受教育的資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是構成社會符號的基本條件。文化資本有三種形式:一是“身體化的形式, 指的是在人體內長期地和穩定地內在化, 成為一種秉性和才能, 構成慣習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客觀化的形式, 指物化或對象化的文化產品”;三是“制度化的形式, 指由合法化或正當化的制度所確認的頭銜、學位和畢業證書等”[19]81。學校是除家庭以外生產文化資本最重要的場所, 而課外補習機構和學校類似, 主要功能都是向學生傳遞知識技能, 因此, 課外補習機構也可以看作是生產文化資本的場所之一。中小學生參加課外補習表面上是補差培優, 實際上也是在追求文化資本的積累。具體來說, 在課外補習過程中, 中小學生獲得了身體化的文化資本, 體現為藝術類培訓中所得到的身心陶冶等;客觀化的文化資本, 體現為學習資料、書籍、樂器等產品;制度化的文化資本, 體現為參加特長比賽所得的等級證書以及升學過程中優先錄取資格等。

                在布迪厄的資本理論中, 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資本形式可以相互轉化。參加課外補習不僅能幫助積累文化資本, 而且能促進家庭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家長通過對課外補習教育的經濟投入, 使原有的經濟資本在補習教育過程中轉化為有利于子女在學業選拔過程中擁有競爭力的文化資本, 這些日積月累形成的文化資本能在其求職和進入社會崗位后轉化為更加雄厚的經濟資本。由此可見, 家長追逐課外補習教育的一個重要動機是追求和實現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與轉化, 相應地也推動了補習教育的發展。

                三、課外補習的不良社會效應

                雖然課外補習教育的存在順應和滿足了當下部分學生和家長的需求, 但若任由其盲目發展則可能導致一系列不良社會效應的產生。

                (一) 激化親子關系、師生關系矛盾

                近年來, 我國為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 在保證基本教學任務條件下, 減少了學生的課業量和在校時間。然而, 在學校教學時間和任務減少的同時, 學生課外補習的時間和任務卻在增加。“減負”并沒有真正減輕學生的負擔, 反而增加了其總體學業壓力和負擔。課外補習量的增加使學生缺乏與父母溝通交流的機會, 占據了本應用于家庭教育的時間。并且, 對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而言, 是否參加以及參加何種類型的課外補習的決定權主要還是在家長手中, 因而部分學生參加補習可能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如果他們在補習過程中不能找到自己的興趣和目標, 那么極易產生厭學情緒;不但不能達到補差培優的目的, 反而可能導致父母失望以及子女對父母的抱怨, 使親子關系產生矛盾和隔閡。

                此外, 課外補習機構的教師在教學觀和教學方法上與學校教師有差別, 這種差別最初會讓學生感到困惑和不適應, 甚至對于同一個問題, 不同的教師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這給教師、學生都帶來了困擾, 也可能降低學校教師在學生心里的威信, 不利于學生對教師教學的理解和接受。長期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甚至可能對補習產生依賴心理, 不重視學校學習, 甚至抵觸學校教師的教學, 擾亂教學計劃, 不僅不利于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 而且最終也不一定能提升學習成績。因此, 課外補習教育可能導致的不良社會效應之一就是激化親子關系和師生關系矛盾, 不利于為學生營造積極的學習和心理氛圍。

                (二) 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

                課外補習的迅速發展, 使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和家庭圍繞“影子教育”進行日益激烈的博弈競爭, 反映了教育社會再生產功能的表現形式發生了重要轉變, 即義務教育社會再生產功能逐漸由學校教育轉向“影子教育”, “影子教育”的社會再生產功能日益凸顯。[4]不少研究表明, 家庭經濟總量是影響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重要因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高中生參加教育補習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家庭經濟地位越高, 學生參加教育補習的可能性越大。[20]馬克·貝磊 (Mark Bray) 等人對香港9-12年級學生的研究也發現, 來自薄弱學校和免費學校的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機會低于精英學校、國際學校和直資學校的學生, 私人課外補習市場再生了主流教育系統中的社會不平等。[21]城市學生比農村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的比例更大, 參與課外補習教育的學生城鄉背景差異明顯。[7,8,20]有學者提出, 課外補習具有社會復制和社會分層效應。一方面, 補習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之間呈現正比例關系,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社會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狀況, 是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的具體映像。另一方面, 補習教育的發展不僅使教育獲得本身不公平, 而且使一代乃至多代人的社會流動條件優于非補習者, 成為維護和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一個具體機制。在初始條件決定下, 貧富家庭的孩子參加課外補習存在差距, 導致孩子在未來的學業成績、素質培養、機會獲得等方面也存在差異, 進而在孩子一代復制父母一代的貧富狀況, [22]如圖1所示。

              圖1 課外補習維持和傳遞貧富差距
              圖1 課外補習維持和傳遞貧富差距

                四、課外補習的治理對策

                影響課外補習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并且是十分復雜的, 為了更好地發揮課外補習應有的積極作用, 有效消解其導致的不良社會效應, 家長、教師、社會媒體以及政府等主體都應做出積極行動。

                (一) 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引導家長和教師樹立理性教育觀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 多元文化并存, 人們的“功利”心較強, 思想偏于浮躁。在教育問題上, 一方面, 國家大力推行素質教育;另一方面, 學校仍然堅定地將成績和分數作為學業評價的標桿, 潛在地加劇著學生間學業成績的競爭。因此, 需要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 引導教師和家長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家長應該有定力, 不因為其他孩子參加補習帶來的壓力而盲目要求自己的孩子也參加補習。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多規格、多層次的, 而教育的本質是“激活生命, 靈動學生。”[23]因此, 教育的重點不在于表面上學業成績的高低, 而是要培養孩子擁有健全的人格和獨立的精神, 能夠擁有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需要的自主學習能力。

                家長是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重要影響因素。家長應該理性對待課外補習, 不應該盲目攀比價格、環境及誰家孩子參加的補習班多, 而應該看補習的針對性和補習效果, 因而有必要引導家長正確評估孩子能力, 不要給孩子施加太多壓力, 不要報過多的、超過學生負荷的輔導課程。課外補習只有對癥下藥, 遵循教育規律及學生個體的發展規律, 才能真正達到培優補差的目的。因材施教是教育過程的一個重要原則, 課外補習教育尤應如此, 家長需注意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態, 以切實讓孩子得到發展為主, 注意及時與孩子溝通, 防止和矯正孩子的厭學情緒。

                學校教師也應理性對待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現象, 認識到學生對于補習教育具有正當需求, 并不完全是對學校教學的不認可。面對學生對教學內容或方法的質疑, 教師需要主動溝通以化解學生的疑惑和矛盾。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學生投身課外補習的熱度, 教師應充分利用學校教學時間, 盡量將學習內容講清講透, 不要遺留重要內容讓學生不得不在課后去校外補習解決。

                (二) 出臺調控政策, 抑制課外補習再生產社會不平等

                如上所述, 雖然課外補習可能引發教育不公平、社會不平等, 但它作為主流教育的“影子”, 滿足了家長和學生對優質教育的利益需求。只要學校教育存在不均衡的實際, 補習教育就有其生長發展的土壤。在此背景下, 國家在對待課外補習問題上, 既不能一刀切或全盤否定, 也不能坐視不管而任由其盲目發展, 應出臺相關政策對補習教育的發展進行調控和引導, 抑制其再生產社會不平等的不良效應。

                首先, 課外補習作為主流教育的“影子”, 它的滋生蔓延反映出學校主流教育自身存在問題。一方面, “素質教育”理念沒有落實到位, 學校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仍然主要以考試、升學為中心, 直接或間接地強化了學生對于成績和分數的競爭意識, 忽視了全面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學校和教師存在對教育政策的片面理解, 例如將“減負”認為是課堂上不用把知識講太深或者少布置課后作業等, 從而導致學生為了增強考試競爭力而額外花費時間和金錢參加課外補習。因此, 政府需要繼續增加教育經費投入, 從硬件設施和師資水平等方面提高學校教育質量, 尤其是薄弱學校, 從而縮小校際間辦學質量差異, 促進主流教育均衡發展。

                其次, 課外補習機構的肆意發展會擾亂補習教育市場, 增大學生參與補習的盲目性。政府應對補習機構的設立與運行實施政策調控。其一, 建立補習學校的審批和監督機制, 對于想從事培訓或家教的人員應該由相應的機構給予一定的培訓與認證;其二, 根據地區的消費水平, 對補習教育制定出一個明確合理的收費標準范圍, 從而縮小補習教育內部不平等的再生產。

                最后, 政府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可以提供合理的課外補習資助。研究發現, 補習效應在不同群體間存在差異, 對經濟社會地位較低家庭學生的效應更強, 如果不同家庭經濟社會地位的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機會相等, 那么參與課外補習可以縮減家庭經濟社會地位產生的成績差異, 因此課外補習可以成為促進教育結果均等的工具。[24]借鑒國外政府相關政策經驗, [25,26]我國政府也可以嘗試對成績落后且家庭經濟困難的在校生提供課外補習費用補貼, 幫助這些處于學習不利地位的學生縮小與其他學生的成績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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