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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羅時代花郎的飲茶生活與茶道精神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11-22

                摘    要: 花郎徒是新羅時代由統治階層從貴族子弟中簡選出容貌突出的男子作為花郎,培養其成為擁有忠君愛國抱負的護國團體。花郎主要是通過在山水間教化及飲茶的自我修煉中得以提升的。6世紀以后佛教傳入新羅,最初在新羅的飲茶人群固定在統治階級、貴族、僧侶和花郎等中。現存古跡中最能反映花郎飲茶生活的應為韓國江陵寒松亭遺跡。新羅初期和靜的茶道精神與花郎的風流精神實際表現有質的同一,是后來高麗時期、朝鮮時代茶道精神形成的基礎。

                關鍵詞: 花郎徒; 風流精神; 和靜思想; 茶禪一味;

                Abstract: Hua Lang was the good-looking men selected from the children in aristocratic families by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Silla era, who were cultivated to become a patriarchal group with loyalty and patriotism. Hua Lang was trained mainl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in landscapes and the self-cultivation in tea-drinking activities. After the 6 th century,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o Silla, and the tea-drinking group originally in Silla only included the ruling class, nobles, monks, and Hua Lang. The remains of Hansong Pavilion in Jiangling, South Korea, are the best reflection of Hualang's tea drinking life. The spirit of the tea ceremon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illa was similar to Hua Lang's romantic spirit, which was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ea ceremony spirit in the Goryeo and Korean era.

                Keyword: Hua Lang; romantic spirit; quiet thoughts; Taste Zen in Tea;

                關于新羅花郎徒、花郎道,國內研究相對較少,與茶道精神之間的聯系問題探討更是微乎其微。古籍中關于花郎徒的記載集中體現在《三國史記》《三國遺事》《花郎世紀》,針對《花郎世紀》的可信性至今存疑。花郎是真興王時期從貴族子弟中簡選出十七八歲的美貌男子組成的護國團體成員,即花郎徒。在新羅統一三國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羅對花郎的教化理念雜糅中國的儒、道、佛三家思想,花郎徒在游歷山水的同時,于飲茶生活中修煉自身。李谷的《東游記》中記載了花郎徒的游覽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今韓國江陵的寒松亭茶遺跡。花郎的風流精神也影響到新羅初期的茶道精神,即和靜思想。金裕信認為和靜精神是韓國茶道精神的源頭:“韓國的茶道精神是以新羅時代的高僧一元曉大師和和靜思想為源頭,后成為統一新羅的花郎道的和靜思想,又匯聚為高麗時代詩人大學者李奎報的集大成。”[1](P27)蔡文治認為高麗、李朝的茶道精神與和靜思想息息相關:“和靜思想,是韓國茶道精神的根源,高麗朝的茶道精神、李氏朝鮮的茶道精神都離不開和靜思想。”[2](P86)韓國學者尹道心認為“茶文化植根于我國土壤中,受到許多新羅花郎精神的影響后,新羅的茶文化傳播到日本。”[3](P670)筆者也認為新羅初期的茶道精神受到新羅花郎精神的影響,同時在花郎精神中體現的儒、道、佛思想,在茶道精神中也體現了出來。本文旨在較為具體地探究花郎的飲茶生活以及花郎精神與茶道精神二者的聯系。

                一、朝鮮半島傳入茶葉的歷史記載

                朝鮮半島的三國由北部的高句麗、西部的百濟和東南角的新羅組成。少數學者代表認為在高句麗時代、加耶時代便有關于茶的記載,位于樂東江下游的加耶很早便有飲茶的風俗。例如有韓國學者[4]認為,公元49年首羅王和王妃從印度歸國時攜帶一種比一般茶種較大的將軍茶,現在在金海一代也有栽培。理由是李能和所著的《朝鮮佛教通史》記載到茶世伝首羅王妃許氏從印道持來茶種,因此他認為朝鮮半島的茶葉是首羅王及王妃許氏從印度引入的,并且在公元初便有了飲茶風俗。對此筆者認為,姑且不論朝鮮半島的茶葉是否從印度引入,學界關于首羅王的記載一般認為是朝鮮半島初期的神話故事,利用神話故事來證史,可信度值得懷疑。但是學界大多根據朝鮮半島現存珍貴史料《三國史記》第10卷,興德王條三年(828)載,遣唐使金大廉“入唐持茶種子來,王使植智異山,茶自善德女王時有之”,主張善德女王時期才從唐朝引入了茶,善德女王在位時是632~647年。另外在日本的一部《東大寺要錄》記載,來自百濟的歸化僧行基(668~748)教寺院的眾僧和弟子種植茶樹,把百濟的茶樹傳播到日本,7世紀中后期茶葉已經從朝鮮半島傳播到了日本,因此朝鮮半島飲茶之風應該早于7世紀中期;結合以上兩則記載可推測,朝鮮半島飲茶之風最遲于7世紀初已經開始。從南北朝時期開始朝鮮半島三國就與中國大陸往來頻繁,南北朝時期中國大陸佛教興盛,飲茶風氣盛行,此時茶葉隨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似乎也最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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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羅時代花郎的茶生活

                與高句麗、百濟相比,新羅的茶文化由于地理上或者是社會原因發展相對較晚。6世紀佛教的傳入和王權的強化貴族以及社會的安定,才使茶文化開始全面地發展。尤其是真興王(579~632)以后花郎制度的實施,對青少年人才的養成和護國信仰的形成,成為新羅發展和三國統一的基礎。法興王十九年(532)金官加耶合并,真興王二十三年(562)征服大加耶,新羅完全吞并了樂東江流域的加耶地區。于是加耶地區的茶文化開始流入,由于與唐的通交而引入唐文化,于是成為中國茶流入的契機。但是飲茶之風最初只在王族、貴族、僧侶、花郎等上層社會流行,受儒道佛思想影響的花郎修煉身心的同時沉浸于仙茶生活。

                花郎是新羅時代由統治階層從貴族子弟中簡選出容貌突出的男子作為花郎,向其灌輸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培養其成為德藝雙馨、智勇雙全的護國團體。現存史料中有關花郎起源的記載主要通過《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四》中《真興王》篇和《三國遺事》第三卷《彌勒仙花》條二者得知。真興王三十七年即公元576年制定花郎制度。起初“源花”是南毛、俊貞二美女,結果二人生妒互相殘殺才改為選取美貌男子,稱為花郎。“從眾云集,或相磨以道義,或相脫以歌樂,游娛山水,無遠不至。知其人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可知花郎的簡選通過類聚窮游,擇行義端正者用之。花郎修行的方式是寄情于山水歌樂之間的同時,教之以孝悌忠信、理國之大理,然后觀察其言行,擇善為新羅而用,這與中國的九品中正制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在于花郎制度的“教化”,教化內容是由高僧圓光制定的“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陣無退,殺生有擇。五戒包含國家、親友、社會甚至與自然關系這些方面,體現出儒家學說宣揚的“忠孝”和五常仁義禮智信。首先是“事君以忠”和“臨陣無退”,這也是創建花郎徒團體的最初目的。當時的新羅社會極不穩定,內部有統治階層與貴族之間的權力爭奪,外部有百濟和高句麗的夾擊壓迫,于是保持和諧的國內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因此要從貴族中選拔一批忠于王權、堅毅勇敢的人才,緩和與貴族矛盾的同時增強抵抗其他國家的能力。“事親以孝、交友以信”同樣反映的是儒家學說的思想,善待長輩親友。在花郎組織中一般都有一名僧侶花郎,加之真興王時期佛教的興盛,且從“殺生有擇”的戒條中也可以反映出吸收借鑒了佛教思想。而從花郎的修煉方式來看,顯然是中國道教的修煉方式,且將花郎首領稱之為“國仙”也是借鑒了道家的與“仙”有關的信仰。

                由五戒可知花郎的教化和修行是雜糅了儒家、道家、佛家的精華,同時也是為了規避各家思想中的不利之處。唐末新羅人崔致遠在其《鸞郎碑序》:“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祥仙史,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5](P1194)花郎將儒、道、佛三教的優點結合于遠游山川而使身心得到鍛煉,但也并不是僅僅在游山玩水,而是同時把身心與飲茶相結合,使人體會其精神。因此現在凡是有花郎的古跡之處就可以發現與茶有關的石質茶具和有關文物。其中最著名的記載是永郎、述郎、南郎、安祥等四國仙帶領真才、繁完等三千名郎徒游覽名勝古跡、修煉身心之事。在李谷的《東游記》中記載了花郎所游之處,比如“智利山的永郎嶺、彥陽盤龜臺、越松亭,江陵的鏡浦臺和寒松亭,束草的永郎湖、叢石亭,金剛山的永郎峴、西海,長淵的阿郎浦、白翎島等地的四仙游覽之地。”[3](P662-663)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江陵寒松亭四仙的茶遺跡。寒松亭亭畔有菾井灶石,即述郞仙徒所游處樂府,并留下“仙去松亭在,山頂石鼎存”的詩句[6]。“高麗末期安軸寫道:“珠履云無跡,蒼官火不存。壽真思翠密,懷古立黃昏。唯有煎茶井,依然在石根。”[7](P212),石鼎和煎茶井都是花郎曾經在戶外使用過的茶具。據李谷記載有石臼、石池和兩個石井,但是現在只剩下了石井和石臼。而石井、石臼是何種形制,一直難以確定,直到后代的《新增東國輿地勝覽》中才有較為細致的描述。三藏順庵法師游寒松亭時,亭上發現有石池灶。問詢了當地人之后得知是故人飲茶所用的工具,但不知其具體年代。草中的二石,“其一方,刳之如斗,為圓其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啟以泄其渾,塞以畜其淸也。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厝火,橢者所以滌器,亦為竅差大,以通。凹之圓者,所以來風也”[8]。根據描述,一用具是在石頭中間挖有一圓洞用來儲存泉水。石頭下方還有一小口,是為了保持泉水的清澈,而排泄掉沉淀的雜渾。其二是在石頭中間挖有兩洞,一圓一橢,一圓用來通風煮茶,一橢用來洗滌茶具。直至現在在寒松亭仍有花郎飲茶的茶具古跡,“現在通常稱之為石臼的石頭長1米、寬60厘米、高30厘米,有一8厘米的長方孔”[3](P663)。其石有1893年江陵府使尹宗儀刻字,前面刻有“綠豆亭”,這是寒松亭的別名,上面刻有“新羅仙人永郎煉丹石臼”的字樣。關于上述飲茶工具究竟是石池還是石臼,有較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花郎在外游歷時,飲茶風俗在其中也十分盛行。

                寒松亭茶遺跡(來源于naver圖片)
              寒松亭茶遺跡(來源于naver圖片)

                三、新羅初期花郎制度影響下的茶道精神

                為何說新羅初期茶道精神受到花郎制度的影響呢?這首先與花郎戒律的發起者元曉大師密切相關。元曉是新羅高僧,俗姓薛,出于對玄奘的仰慕,同義湘結伴兩次入唐失敗,終究自我醒悟而歸國。元曉大師在其《大乘起信論疏》中寫道:“然夫佛,道之為道也,焉容寂爾沖玄,玄之又玄,出萬象之表,寂之又寂之,猶在百家之談,非象表也。”[9]《解題:元曉和佛教思想》這體現了他的和靜思想。《三國史記》作者李丙燾,評論花郎戒律的發起者元曉大師達到了和靜會通、自得通道的境界。元曉大師的茶禪一體的思想也就是和靜思想。元曉大師的茶禪一體思想并不是單純的和合精神,而是強調個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人來源于自然,那么最終的歸宿是又回歸到自然、回歸本源,這種和靜的內涵大概是從茶里領悟到的。元曉大師的和靜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寂之又寂之”的思想。這指的是極寂。他是指回到寂的根源,而寂的根源就是靜。元曉的和靜思想,促進了茶道精神和花郎精神的有無相通,解開了繁冗蕪雜的頭緒。元曉大師的和靜思想,即新羅初期的茶道精神與花郎修煉方式是同質的。花郎徒在山水之間游歷,與大自然融于一體、沉浸于歌樂之中的同時,通過飲茶來達到凈化心靈的目的,追求精神世界的寧靜。這與元曉大師主張的修煉在于“玄之又玄,寂之又寂之”高度吻合。也可以說,花郎的修行方式是對元曉大師和靜思想的具體實施,花郎的修行又進一步將和靜思想具體化,深化了茶禪一體的茶道精神。

                和靜思想是韓國茶道思想的根源,對后來高麗時期、朝鮮時代茶道思想的形成產生影響。從李奎報的茶詩中體現出高麗時期整體的茶道精神。例如“傳爐活火式自煎,手點火甕夸色味。粘粘入口脆且柔,有如乳臭兒與稚。肅然方丈無一物,愛聽笙聲壺鼎里。評茶品水是家風,不要養生千世榮。”[10](P275,《腹用前韻贈之》)。這首詩表現的是煎茶的情景,在這過程中沉浸于煎茶之中,只能聽到茶水翻滾的聲音,仿佛周圍空無一物,反映出內心的清靜與空虛。茶香入口時如同孩稚時期吮乳一般,似乎也是在說飲茶品茗中精神也得到了洗滌。在另一首詩中“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風”[10](P151,《復和》),其中“真”字也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體現了道家的思想,飲茶后內心感受到了真空、清虛。朝鮮時代能反映出其茶道精神的集大成者是草衣禪師。草衣禪師從小在韓國茶圣丁若鏞身邊成長,他通過40余年的茶生活,聯系元曉大師茶禪一體、和靜思想等,將茶圣的《東茶頌》再次加以整理,在其中悟道了茶道的精神,形成了李朝時期“中正”的思想。韓國學者金裕信將“中正”思想概括為:“既不多余,又不缺少;萬人平等;先人后己;追思根源,回歸自然。”[1](P29)追本溯源、回歸自然,同樣體現的是元曉大師的和靜思想。

                花郎制度創建的初衷是在新羅面對內憂外患的境地時,為了緩和統治階級與貴族之間的權力爭斗,以及在與百濟、高句麗的三國爭斗中占據有利地位才設置的。新羅在幾十年間便迅速統一了朝鮮半島,與花郎徒的“護國精神”也是緊密相關的。同時,花郎的茶生活以及花郎的風流精神,雜糅了佛、道、儒家三家的精華,花郎的修煉方式更多體現出道家的思想,在飲茶中體現出的“和靜”思想較多地表現出佛家主張回歸本源與自然,追尋茶禪一體、清靜空虛的內心世界,是后來高麗、李朝的茶道精神的本源。

                參考文獻

                [1]金裕信.韓國的茶道精神[J].農業考古,1988,(12).
                [2]蔡文治.韓國傳統茶文化[J].當代韓國,1994,(2).
                [3] 尹道心.韓國茶史的考察[J].韓國:日本語文學·第43輯,2008.11.
                [4] .茶文化史[M]..2004.
                [5]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九七[M].北京:中華書局,2005.
                [6] 《韓國史料叢書》第20輯《輿地圖書上》“江原道—江陵—樓亭”條.
                [7] 安軸.東文選[M].題寒松亭,1478.
                [8] 李荇等,著.新增東國輿地勝覽[M].卷5.“開城府下—古跡—妙蓮寺”條.1586.
                [9] 元曉.大乘起信論疏[M].箕永譯.韓國首爾:一志社,1991.
                [10] (朝鮮)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M].197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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