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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酒的規范解讀與認定模式探究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0-04-09

                摘    要: 目前,司法機關對危險駕駛犯罪的醉酒認定標準較為寬松,導致實踐中部分無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被納入犯罪圈。為貫徹新時代良法善治的刑事司法理念,對危險駕駛犯罪中醉酒標準的認定應持審慎態度,建議借助證據法遏止醉酒駕駛行為過度犯罪化傾向,對于危險駕駛犯罪中的醉酒認定不宜過度依賴血液酒精鑒定,偵查機關應充分收集各類證據,統一交由審判者依其理性最終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關鍵詞: 醉酒駕駛; 認定標準; 法定證據; 證明標準;

                Abstract: At present,the identification of drunk driving da ngerous driving crime by judicial organs is relatively loose,which leads to some non social harmful behaviors being included in the criminal circle in practice.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criminal justice concept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we need to take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identification of drunk driving dangerous driving crime,and use evidence law to curb the tendency of excessive criminality of drunk driving behavior.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the identification of drunk driving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should not rely too much on blood alcohol identification,but should require the investigation organ to fully collect all kinds of evidence and submit it to trial in a unified wa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sychological evidence,they final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act constitutes a crime.

                Keyword: drunk driving; recognition standard; legal evidence; certification standard;

                目前,醉酒駕駛案是我國發案量較高的一類刑事案件。“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行為模式已經成為普遍共識,但“醉駕入刑”的標準問題一直備受社會的關注。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要求,未來政法工作應當秉持謙抑、審慎和善意,使刑事司法理念從寬嚴相濟走向良法善治,堅持法律人的專業公正觀與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相融合,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1]為此,筆者希望通過重新審視醉酒的認定標準,以證據法為工具建立一套多元化的認定模式用于妥善處理醉酒駕駛案件。

                一、醉酒的規范解讀———從語義學、臨床醫學到法律規范

                (一)醉酒的語義學解釋

                醉酒,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注解,為“喝醉了酒的狀態”。醉,根據《新華字典》的解釋,需達到“飲酒過量,神志不清”。雖然這種解釋沒有提出醉酒的標準,但指明了醉酒或醉應當是一種“神志不清的狀態”,即行為人只有飲酒過量導致自身達到“神志不清的狀態”才能稱之為醉酒。顯然,危險駕駛罪中涉及醉酒的立法目的也應與之相連接。質言之,《刑法》設立危險駕駛罪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共交通秩序以及公共交通參與者的人身財產安全之法益,而行為人以神志不清的狀態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顯然制造了對法益迫在眉睫的危險1。所以,為了消除(或降低)這一危險避免實害結果的出現,《刑法》對“行為人神志不清時在公共道路的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進行了規制。行為人雖然飲酒,但尚未陷入神志不清的狀態,其對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未喪失一般人所能為之的控制能力,對法益所面臨的危險也沒有進行《刑法》創設的意義,可將其視為駕駛者的一般駕駛行為,因此并非《刑法》所要規制的行為2。

                醉酒是與神志不清的精神狀態緊密聯系,《刑法》關于禁止醉酒駕駛規定的實質即為禁止處于神志不清狀態的行為人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而并不禁止盡管飲酒但神志仍是清醒的行為人的駕駛行為。此時,判斷“神志不清”的標準在于行為人能否對駕駛行為進行有效控制,而不至于產生危險。因此,嚴格區分醉酒駕駛與酒后駕駛的界限是厘清危險駕駛罪的行為規制范圍的題中之意,是判斷行為人罪與非罪的關鍵所在,其唯一標準則限定為機動車駕駛人的狀態是否“神志不清”、是否能夠對機動車實施“有效控制”。

                (二)醉酒的臨床醫學解讀

                臨床醫學上一般將日常所稱的醉酒定義為“急性酒精中毒”,指患者一次飲大量酒精后發生的機體機能異常狀態。3根據現代醫學的研究成果,酒精攝入將導致普通人的精神狀態與其他生理機能產生異常,而其攝入量與該異常的程度呈正相關。當人體血液中酒精濃度在100毫克/100毫升以下時,表現為欣快、亢奮多語、幸福感、缺乏自制力和不符合常規的舉動;濃度上升為100-200毫克/100毫升時,出現發音不清、步態不穩、協調運動障礙,產生情緒不穩,記憶力減退的癥狀;濃度達到200-300毫克/100毫升時,出現明顯運動失調,不能站立和坐起,某些記憶喪失等癥狀;濃度達300-500毫克/100毫升時,所有感覺均喪失,對刺激幾乎無反應,為無自主運動的一種昏睡狀態,皮膚通常濕冷、體溫低、呼吸慢、燥動、心跳加快及瞳孔變大或有散瞳傾向;一般而言,死亡時血中酒精濃度大多在400毫克/100毫升左右。[2]
               

              醉酒的規范解讀與認定模式探究
               

                根據酒精攝入后的臨床表現來看,行為人精神狀態開始產生顯著異常是在血液中酒精濃度100毫克/100毫升左右。可以認為,當這些異常產生后,行為人已經開始“神志不清”,其控制能力無法達到駕駛機動車在公共道路上正常行駛的程度,但這并不表示所有人在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達到100毫克/100毫升都會出現“神志不清”的狀態,也不表示所有駕駛人血液中酒精達到這一濃度時就會顯著降低其對駕駛行為的控制能力。實質上,醫學經驗得出的數據是一種統計量,個體差異將導致誤差的產生,對個體“神志不清”的判斷僅能從臨床表現入手分析,而無法通過血液中酒精濃度進行判斷。

                (三)醉酒的法律規范解讀

                根據“兩高一部”的《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醉駕意見》)第1條的規定,將“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定義“醉酒駕駛機動車”。從規范意義來看,這一定義較為明確,即無論行為人是否真正達到通常日常語義或臨床醫學上所說“神志不清”或“精神異常”的狀態,只要其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即將其認定為醉酒,進而對行為人課以刑罰。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司法實踐的困惑,提高了《刑法》的適用率,對法律的實行起到了正向效果。對于為何要將醉酒駕駛的認定標準設為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有人認為這是基于大量實證調研而得出的科學標準,并且該標準行之有年,已獲社會普遍認可,[3]但這種解釋偏離了語義學以及醫學中所使用的醉酒的概念,醉酒駕駛中的醉酒已經形成了一種與通常意義上醉酒的外延交叉之概念范圍。具體而言,通常意義上的醉酒指的僅是行為人“神志不清”或“意識障礙”,喪失了某些行為能力,當這種狀態達到不能對機動車實施“有效控制”的程度時,其血液中酒精含量可能為20毫克/100毫升(如某些酒精過敏者),也可能為100毫克/毫升;規范文本中定義的醉酒駕駛中的醉酒概念,即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的標準,行為人可能確以喪失了對機動車“有效控制”的能力,也可能該能力尚未降低至“有效控制”的程度以下(如某些“酒量”大的人)。

                二、醉酒規范認定標準之反思

                概念的界定是法律適用的前提基礎,當作為日常用語的某一概念進入到法律規范時,如何使公眾認知與法律價值判斷相融合就顯得極為重要。如《合同法》中的“承諾”,一般是指“應允同意”,而《合同法》將其界定為“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這就是一種明確的概念限定,否則有關合同訂立的法律條文很可能會被誤用。法律針對的是所有公民,而非僅僅面向法律人,對于法律概念的解釋必須考慮普通公眾的理解能力。與上述“承諾”的例子不同,醉駕的入刑正是為了規制這種行為4,因此規范對于醉酒的解讀不應背離其本意。

                (一)認定標準科學性之疑問

                醫學中測量數值的標準無疑會因個體差異而產生偏差,在醉酒狀態的認定中也必然有此差異,即在血液中酒精濃度達到80毫克/100毫升時,行為人并不必然產生通常意義上醉酒的臨床表現,此時法規范若不考慮行為人實際對駕駛的控制能力、是否已經陷入“神志不清”的狀態,不考慮行為人當前的駕駛行為是否已經對法益產生現實的危險而一概將之評價為醉酒駕駛難稱恰當。此外,飲酒后人體內血液的酒精含量并非會保持為一個恒定值,隨著酒精攝入、人體代謝以及時間的推移該數值將會發生變動,血液酒精含量的檢測結果難以完全確定行為人在從事駕駛活動時該數值已經超過80毫克/100毫升的標準。

                血液中酒精含量與酒精在人體中的代謝速度具有相關性。由相關研究結果可知,人體內乙醛脫氫酶決定著酒精代謝速度,并與之成正相關關系。而人體內乙醛脫氫酶活性的高低主要與遺傳有關,也受血液中酒精濃度、性別、年齡等個體差異因素的影響。[4]在宏觀層面表現為性別差異、年齡差異等。在性別差異上,女性由于體脂含量較男性高、水分含量較男性低,其消化道吸收酒精的速度要高于男性,酒精的代謝速度也比男性高10%左右。在年齡差異上,年長者由于體內酶活性的降低,其酒精代謝速度要緩與年輕者。在微觀層面,酒精代謝也受個體身體狀況、飲食情況、飲酒史等差異的影響。如罹患肝病的人由于肝功能不健全,較其他肝功能健全者代謝酒精的速度要慢。飽腹飲酒之人因消化道食物的存在將阻礙酒精的吸收,因此,其酒精代謝速度較空腹飲酒的要慢,但血液中酒精濃度的峰值較之要低。[5]此外,有飲酒史的人較無飲酒史之人的酒精代謝能力強,當血液中酒精含量較高或較低時,這種代謝的優勢效應更為明顯。[6]

                從開始攝入酒精時計算,人體內血液中酒精濃度隨時間推移呈類似正態分布的樣態。在通常情況下(如一次不間斷飲酒的情況),飲酒后15至90分鐘人體內的血液酒精濃度會達到峰值,此后便隨著人體酒精代謝過程逐漸下降。[7]事實上,行為人在駕車時血液的酒精濃度與實際檢測時并不相同。由于行政執法所使用的呼氣檢驗法誤差很大,當出現疑似醉駕者時,公安機關會將其送往指定地點進行抽血檢測,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其血液中酒精含量正處于上升期,檢測結果即使超過80毫克/100毫升也無法證明行為人在駕駛機動車時其濃度超過了法定標準,但實踐中卻將之概括性地入罪,這就引發了對血液濃度檢測的科學性的懷疑。

                (二)認定標準公正性之疑問

                以血液中酒精濃度作為判斷行為人是否醉酒駕駛的唯一標準,其最大的問題并不在于其檢測結果的準確性上,即其濃度是否超過80毫克/100毫升、何時超過80毫克/100毫升。應考慮80毫克/100毫升的標準是否真正合理,以血液中酒精濃度來認定犯罪與否是否合乎法律原則與公平理念。

                個體差異對醉酒之認定并不真正在于血液中酒精濃度的大小,而在于血液中同等酒精濃度下行為人的機體機能之表征、其對于駕駛行為的控制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將這種個體差異通俗地表達為“酒量”,“酒量”大的甲可能飲酒數杯后仍與常人無異,而“酒量”小的乙可能不勝酒力。此時,若兩人飲酒后分別駕駛機動車在公共道路上行駛,甲操控車輛與未飲酒的人一樣平穩行駛,而乙已經喪失操控能力。經查,甲血液中酒精濃度已達100毫克/100毫升,而乙只有50毫克/100毫升,于是甲被判處刑罰、乙只受到治安處罰。顯然乙對于法益的危害程度要高于甲,但對甲的處罰要較乙嚴厲的多。在實踐中,即使甲提出了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對機動車的控制能力沒有降低到合理水平以下,其酒后駕車的行為并未對公共交通造成法所不容許的危險,法院也不會因此判決其無罪,而僅在量刑環節作為從輕或減輕情節予以考慮,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有學者提出不應考慮醉酒駕駛之外的因素,諸如“人車是否稀少和對酒精的耐受能力”等來決定是否構成犯罪。[8]但在現行醉酒駕駛的認定中,個體的生理因素已經被作為某種隱性的“定罪因素”予以考量了。我國每年因酒駕引起的交通事故量在萬件以上,交通事故致死的案件中一半以上與其相關,酒駕的危害顯而易見。[9]公眾對于酒后駕車深惡痛絕,此時公眾需求與“重典”的刑事司法傳統形成耦合,為此立法者將醉酒駕車列入《刑法》,并為其設定了一個較低的證明標準以實現對此類行為予以嚴厲規制。這種做法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實踐中確實存在血液檢測超過80毫克/100毫升標準但行為人并未達到不能安全駕駛的醉酒狀態的情形,對這類案件皆定罪處罰無疑有犧牲個案正義之嫌。

                (三)認定標準充分性之疑問

                學界一般認為危險駕駛罪系屬抽象危險犯,即行為人醉酒時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被《刑法》規定為一種典型的危險舉動,被作為犯罪而當處以刑罰5。對于抽象危險犯而言,只要出現了抽象的危險且無阻卻事由,即可對行為人予以定罪處罰。換言之,對于駕駛中的司機而言,一旦此時其處于醉酒狀態,該駕駛行為即為可罰。其關鍵就在于,醉酒狀態與該狀態所導致的“神志不清”和喪失安全駕駛之能力應當如何進行判定的問題。

                以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80毫克/100毫升作為醉酒的標準實質上只是一種推論,即根據臨床醫學統計,一般人在血液中酒精濃度達80毫克/100毫升時開始逐漸喪失安全駕駛的能力,當出現駕駛人血液檢測結果超過80毫克/100毫升的個案時,推導出其駕駛行為將對法益造成危險的結論。由于個體差異的存在,這種結論并不可靠。推論并不等于推定,根據刑事訴訟的原則,推論只有在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后才能成為推定,為定罪結論提供證明。只要被告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表明該含量超過80毫克/100毫升的,審判機關就應予以被告人施加刑罰。雖然這并非“孤證定案”6,但僅憑該鑒定意見就認定當事人醉酒“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顯然存在商榷余地,并不能排除對當事人未喪失安全駕駛能力的“合理懷疑”。

                從實體法的角度來看,這種定罪模式直接違反了《刑法》上的罪責原則。若行為人雖飲酒,但其對車輛的控制能力并未喪失或降低至法所不容的危險水平,這種依靠血液酒精含量所作出的“危險性”判定實質上即違反了刑法上“犯罪→刑罰”的罪責原理。[10]同時,將危害性不大,并未侵犯到法益的某些行為歸于犯罪并對其處以刑罰,是對公民正當權益極大的潛在威脅。此外,對于那些“酒力欠佳”的駕駛人員,可能其在血液酒精含量未達80毫克/100毫升時就完全喪失了安全駕駛的能力,已經處于《刑法》條文所表述之實質上的醉酒狀態,而規范認定標準卻將這類人員一概排除在《刑法》規制以外,顯然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三、醉酒的規范認定與訴訟證明標準

                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55條7規定,對證據裁判的具體要求作出了規定。[11]雖然學界對其中如何界定“證據確實、充分”與“排除合理懷疑”的關系存有爭議,但“從法解釋的角度看,《刑事訴訟法》中的證明標準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12]

                按照這種標準,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認定也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詳言之,在審判階段,公訴機關應當向法庭證明以下幾點:⑴被告人處于醉酒狀態;⑵被告人進行了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⑶前兩項事實發生在同一時間段以內。根據《醉駕意見》第6條“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是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據”的規定,⑴中的事實以上述鑒定意見就能證明,但上文已經提及,該鑒定意見所依據的標準本身就存在疑問。對于事實⑵,證明難度不大,無須贅言。而對于事實⑶的證明則由于檢測時間的非即時性而難以達到絕對的確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似乎很少考慮這一事實的證明。

                有學者認為,因危險駕駛罪屬于抽象危險犯,“只要血檢測試結果超過80毫克/100毫升即可定罪”,“行為人實際上是否能夠駕駛機動車不影響犯罪構成,行為人不能以自己的酒量極大作為辯護理由”,即直接以血液檢測結果作為定案證據且禁止被告人提出自己并未醉酒的反向證明。[13]事實上,《國家標準》(GB19522-2004)(即《〈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國家標準》(GB19522-2004))與《醉駕意見》正是以這一觀點來指導司法實踐,尤其對于將血液酒精含量作為認定依據之規定,其實質就是將該鑒定意見作為證明醉酒駕駛案中關鍵待證事實之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狀態的法定證據,預先規定了其對于行為人是否醉酒這一事實的絕對的證明力,站在了法定證據主義的立場上。除此之外,《醉駕意見》第6條將“逃避偵查”明定為醉酒駕駛的做法一如“叛國罪除了叛國行為外還需要有與特定人交往的證據”,再次表明了有關機關法定證據主義的傾向。[14]

                法定證據制度的特點在于絕對的客觀性,法官在待證事實的證明過程中完全摒棄了價值衡量與心證。如醉酒駕駛案中醉酒的認定,法官不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只要血液酒精含量鑒定意見的指標數超過80毫克/100毫升,即應當依法認定被告人醉酒的事實清楚。絕對客觀的法定證據制度所帶來的是機械刻板與背離理性的結果,法官成為了“立法者設計和建造的機器的操作者”。[15]雖然適用法定證據制度可能產生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其缺陷卻是先天的,即其理論依據在于“形而上學”的哲學基礎,將證據材料的外部特征視為內在的普遍性的規律,不通過價值判斷而直接得出結論,反而使追求客觀真實的目的難以實現。案件事實的判斷取舍必須由法官作出,對于作為定案證據的血液檢測結果也必須經此過程,由法官根據客觀情況自由判斷,如何形成內心確信法律應當在所不問。這種以產生的內心確信而認定事實的模式,即為自1791年法國大革命后逐漸在歐陸國家發展盛行的自由心證證據制度。自由心證的真正價值就在于突破了法定證據的局限,也突破了法律制約證據的局限,容許法官根據證據本身的規律,自由判斷證據,決定取舍。[16]

                盡管“內心確信”并非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但是否“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客觀性標準也離不開觀念上的判斷。雖然我們強調證據及證據判斷的客觀性,但對證據和事實的認識,畢竟是一種主觀思維過程,無論是設定“證據確實充分”還是設定“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或是“確鑿無疑”等標準,都是一種對案件事實的主觀認識所作的衡量和評價,實際上都無法完全擺脫主觀性。[12]自2012年《刑事訴訟法》將“排除合理懷疑”這一主觀標準加入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中,實質上是承認了法官在刑事訴訟中對于事實的認識要形成內心之確信。有學者認為,所謂“排除合理懷疑”,是指綜合所有經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證據,法官對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已經產生了內心確信,而不再有任何證據支持或者符合經驗法則或邏輯法則的疑問。[18]既然已經確立了法官“排除合理懷疑”的權利,那么醉酒駕駛案中據以認定被告人醉酒的血液酒精含量的鑒定意見當然也可以由于存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問題被“合理懷疑”,如果公訴機關不能提出其他證據提高證明力,則法官也完全可以不采納該鑒定意見。

                四、醉酒認定模式的多元化建構

                血液中酒精含量檢測對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進而喪失安全駕駛的能力只有間接證明的作用,80毫克/100毫升的標準并不是證明人體醉酒的充分條件。筆者認為,所謂該標準是“根據我國駕駛人員生理特點,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多方論證的結果”應當是以下列方法得出。在臨床醫學中,當人體攝入酒精一段時間后,便開始出現某種生理、精神異常的表征,當這種表征足以被認定為“神志不清”、處于醉酒狀態時,醫學人員在此時點對其血液進行抽樣檢測,進而得到一個酒精濃度為X毫克/Y毫升的數據。經過大量臨床診斷并排除異常數據后,醫學研究人員可得一個平均數據,并反向將其作為普通人在表現出醉酒癥狀時血液中酒精含量的一般標準,即80毫克/100毫升。通過醉酒癥狀的表現推知,普通人在此情形下是無法在公共道路上對機動車進行有效控制、安全駕駛的,因而有關部門將血液中酒精濃度達到80毫克/100毫升確定為醉酒駕駛的法定標準。筆者不禁產生疑問,為什么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在醉酒狀態下作出,還要通過一個依靠行為人行為表現而統計出的數據來反證?為什么不能直接通過行為人的行為表現而直接判斷?可能的原因有如下幾種:⑴沒有一種適用于醫學技術人員以外的測試方法來進行行為檢測;⑵這種檢測模式主觀性高,很容易弄虛作假;⑶對于酒后駕駛者而言,血液檢測更具有說服力。

                事實上,對于行為人是否醉酒的檢測方法,除血液檢測之外還有身體動態平衡能力測試、眼球反應能力測試、模擬駕駛系統測試等等。[19]以模擬駕駛系統測試為例,該系統已經廣泛應用在了駕駛資格考試的訓練中,即設定一條模擬路線讓受試者駕駛汽車駛過,該路線可以將路況車況設置與實際情況相同,模擬的汽車設備也與實際駕駛室類似,通過模擬駕駛測試人員可以清楚地看到受試者的駕駛情況,通過此情況判斷受試者是否具備一般駕駛者對機動車安全駕駛的能力。筆者認為,采用直觀的具體判斷的檢測模式,較統一的血液酒精濃度測試更接近于案件的客觀真實,以保障個案正義的實現。

                在現階段,雖然以血液檢測判定駕駛者是否醉酒仍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但筆者并不否認血液進行酒精含量的檢測的結論存在相當的證明力,在多數案件中都可以實現“排除合理懷疑”地認定當事人確實處于醉酒狀態,但案件情況與事實的無限多樣性必然導致這種機械地直接以血液酒精含量鑒定意見作為證明行為人醉酒的唯一定案證據模式出現不合理性,可能會出現大量罪責不一致的錯案,令本應符合危險駕駛罪定罪條件的人逃脫刑事追責。不可否認,血液酒精含量鑒定意見在認定醉酒事實中的重要作用,但歸根結底這也并沒有體現出其區別與其他證據的特殊性,規范為其設定的絕對證明力并不能滿足對客觀事實確實、充分的證明。對于此類案件醉酒事實的證明,僅依靠該檢測結果顯然無法認定或無法排除。更確切地說,任何規范化的認定標準都不可避免地將產生上述問題,這也就是“自由心證”制度的價值所在。因此,必須構建科學合理的醉駕認定標準,使其法官在采信證據以認定駕駛者處于醉酒狀態時可以“排除合理懷疑”。

                除血液酒精含量檢測外,《國家標準》(GB/T 19522-2010)還規定了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唾液酒精檢測、人體平衡試驗這三種測試車輛駕駛人員是否處于醉酒狀態的檢測方法。前兩種方法與血液酒精含量檢測的原理相同,操作更加簡便,而第三種方法則是以直觀方式判斷駕駛人員是否處于“神志不清”、能否安全駕駛的醉酒狀態。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負有全面收集證據的客觀義務,在收集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證據時,也必須承擔起此種責任。判斷行為人是否醉酒并不只能依靠血液酒精含量的鑒定意見,其他可以證明該事實的證據也需要進行妥善、充分地收集。雖然最終認定嫌疑人醉酒與否是法官的職責,但也需要偵查機關為其提供充足的證據。因此,筆者建議除現行實踐中通常采取的血液酒精含量檢測與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外,有必要再對被檢測者進行人體平衡試驗、眼球反應能力測試或模擬駕駛系統測試等能夠直觀判斷其是否醉酒的測試方法,并做好相應的筆錄與視頻記錄,條件允許的還應當尋求適格見證人進行現場見證。只有做好證據的收集工作,盡可能收集到與案件相關的證據,法官在內心中重建的“客觀事實”才能更接近于案件的真實情況,減少對事實問題的誤判,從而盡量使每一個個案都能獲得公正的判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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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從客觀來看,即使行為人神志清醒、控制行為的能力正常,其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仍不能排除對上述法益的危險,但為了社會生活的需要,這種危險是被容許的(無論是社會認識還是制度規范),而危險駕駛的行為提升了這種危險程度,是被社會一般認識所禁止的(當然也是為制度規范所禁止)。
                2《刑法》沒有對酒后駕車進行規制,不表示這種行為違法或社會一般要求所允許。事實上,該類型的行為仍被交通法規所禁止。
                3有學者認為,急性酒精中毒往往發生于酩酊大醉(醉酒)的基礎上,即癥狀達昏迷期時,才認為屬于中毒。參見王鶇霖:《急性酒精中毒伴卒中》,《醫學前沿》2011年第20期,第73-74頁。
                4(1)《合同法》中“承諾”所指的“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是一種規范化的行為,其在法律用語中可以用其他詞來替換,如“答應”,亦不會影響法律的實施,之所以使用“承諾”,蓋因為初始法律語言的翻譯、移至形成了約定俗成的效果。“醉酒駕駛”是在入刑之前就已經出現的行為類型,將其寫入《刑法》也正是為了規制這類行為,而非由刑法“創制”一種新的行為類型來加以規制。
                5(1)此處參考的是羅克辛的觀點,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一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頁;日本刑法學者一般是從“一般社會觀念認為的危險行為之類型化”來理解抽象危險的,具體到醉酒駕駛行為中,行為人處于醉酒狀態時,不足以控制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該行為將給公共安全帶來概括的危險,因而刑法將其規定為可罰,參見(日)大谷實:《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頁。
                6(2)有學者將上述事實理解為“孤證定案”,認為“駕駛人員血液酒精含量是否達到80毫克/100毫升,是判斷其是否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唯一標準”,“只要駕駛人員血液酒精含量值達到80毫克/100毫升,沒有其他證據也可以證明醉駕犯罪成立”,參見劉艷紅:《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刑事證據規則研究》,《法律科學》2014年第2期,第144-152頁。這顯然是對相關法律法規的誤解,血液酒精含量的鑒定意見這一“孤證”是證明當事人是否處于醉酒狀態的證據,而非證明全案事實的證據。
                7(1)《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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